这是一部雄浑、厚重、沉郁的书，这是一部轻松、热血、青春的书。作者笔力苍劲、描绘细腻，为我们刻画了战国时期，大秦的逐步崛起。

    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际，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。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，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。作者孙皓辉在开篇前言里写到：“虽然我们没有忘记秦帝国，但却也淡漠了那个时代的勇气与创造力。”　民族的精神，是国家的脊梁，更多的人苏醒，民族才有希望。

    秦国这个地处西北，文化和经济相对落后，被中原诸侯称为戎狄的边陲诸侯，却一跃而起，最终统一了六国。根源在哪里?在于“大争之世”求变图存的毅力，在于“赳赳老秦，共赴国难，血不流干，死不休战”的精神根基。

    小说以秦献公的死去作为开端，引出了本书的第一个关键人物，秦孝公嬴渠梁。如果说火焰的燎原需要最初的火种，那秦孝公无疑扮演了这一角色。他即位之初，秦国正面临内外交困的艰难局势。野蛮贫弱本已是顽强盘踞的痼疾，其他国家的全面敌对，一致仇视更是一把高悬于秦国不屈头颅之上的三尺利剑。六国卑秦，不与会盟，一个濒临崩溃的小国，生还是死，继续还是终结，这是作者抛出的的沉重问题。用手段和计谋解决当下的困难只是治标，究竟如何才能完成一个国家的标本兼治。

    依法治国，这是一个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答案。于是，在商鞅的霹雳手段之下，在秦孝公的绝对信任之上，秦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。变法过程中，有反对，有抵抗，有阴谋，有暗箭;有信念，有虔诚，有真情，有血性。作者用挥洒自如的笔墨，把原本隔了帘幕的历史故事演绎显得格外曲折起伏，回转跌宕。“

    纵览全书，剔除宫闱阴谋，政局斗争，情感发展，个人兴亡，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一个观点，那就是，“法”，是大秦帝国得以建造形成的最根本同时也是最大原因，文明的诞生源自于法治的兴起，而儒学则不符合战国之道。针对他的这一观点，我深感赞同。首先，从先秦历史来看，儒家之学本就是亡国之论。讲求仁义道德，礼让谦逊，大争之世，这种论调何能立国?其次，退一步说，儒学即便可用于安邦，也非用于开国。只有用“法”这一冷峻客观的利器，才能扫除乱世时因人治而产生的一系列失衡混乱，创建全新的国家运行平台，从而使国家达到一个更高的竞争起点。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法治，而并非依靠人力。作者的这一理念，颇具现实意义。